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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第四，如果英国动武，九黎将提供三方面支持。”

    “一，我们会紧急输送防空武器和反坦克装备。”

    “二，派遣军事顾问团。”

    “三，在联合国启动紧急停火议案，联合苏联对英法施压。”

    周海平顿了顿：“但总统有个问题要我转达：您打算什么时候行动？以什么方式？”

    “方式嘛，国有化赎买。”

    “我会在公开演讲中宣布：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埃及国有，所有股东将按股票面值获得一定比例的赔偿。”

    “面值？”萨达特忍不住插话，“那只有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！”

    “殖民掠夺的利润，本就该吐出来。”纳赛尔冷笑，“至于具体时间，7月26日。在亚历山大港，面对十万人演讲时宣布。”

    周海平快速记录：“今天23日，您还有三天准备。”

    “足够。”纳赛尔伸手，“合作愉快，大使先生。”

    “合作愉快，总统先生。”

    握手时，周海平补充：“还有件事。”

    “龙总统建议：行动前，先秘密接触毛熊和美国。”

    “毛熊我理解，他们反殖民。但美国？”纳赛尔皱眉，“他们是英国盟友。”

    “正因如此。”周海平微笑，“美国石油公司一直想打破英法对中东石油的垄断。”

    “运河国有化后，如果埃及承诺对美国油轮给予平等通行权，华盛顿可能会遗憾但理解。”

    纳赛尔恍然大悟：“分而治之。”

    “正是。”

    7月24日，开罗革命指挥委员会秘密会议。

    纳赛尔摊开运河区军事地图，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英军据点。

    “英军第八万部队，集中在三大区域：塞得港、伊斯梅利亚、苏伊士城。他们经营了七十年，工事坚固，但过度依赖运河本身。”

    “运河全长193公里，平均宽度只有300米。”

    “英军的补给、增援、撤退，全依赖这条水道和沿岸公路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我们的战术是……”

    参谋长问。

    “掐断。”纳赛尔用红笔在运河中段画了个叉，“这里，大苦湖最窄处。”

    “用沉船、水雷、临时浮桥，把运河截成两段。”

    “北边的英军和南边的英军无法相互支援。”

    “然后集中兵力，先打最弱的苏伊士城驻军。”

    “那里只有五千人，且远离主要基地。”

    萨达特补充：“九黎顾问建议，避免正面强攻。”

    “用民众示威包围兵营，断水断电断粮，政治喊话，逼他们谈判撤退，就像他们在马来亚对付英军那样。”

    “同时，”纳赛尔指向塞得港，“这里英军最强大，但也是弱点。”

    “两万部队集中在港口城市，一旦被围，就是瓮中之鳖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不攻坚，只围困。让伦敦自己算账，是派舰队远征，还是谈判？”

    有人担忧：“如果英国真的派舰队呢？像1882年那样炮击亚历山大港？”

    “时代不同了。”纳赛尔指向窗外，“现在有联合国，有美苏对峙，有全球媒体。”

    “英国敢对一个刚独立的国家狂轰滥炸，第二天就会成为国际弃儿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：“而且，九黎承诺，如果英国舰队动武，他们会适时提供某些防空系统和技术指导。”

    会议室安静下来。

    纳赛尔最后说：“这场仗，七分政治，三分军事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要赢的不是战场，是谈判桌。而谈判的筹码，就是让英国觉得：打下去的成本，高于放弃的成本。”

    7月25日，纽约联合国总部。

    九黎常驻联合国代表吴文渊，正与苏联代表马利克密谈。

    “纳赛尔三天后行动。”吴文渊递过文件，“这是埃及政府将提交的国有化法律草案英译本。”

    马利克快速浏览：“程序上无可挑剔，提供了补偿，符合国际法。”

    “英国找不到出兵的法律依据。”

    “但他们会找其他借口。”吴文渊说，“比如保护国际航道安全，防止共产主义渗透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我们需要先发制人。”马利克眼中闪过精光，“苏联将在安理会提出议案：支持埃及对自然资源的合法主权，反对任何外部军事干预。你们呢？”

    “九黎会联合阿萨姆、印尼、巴基等亚非国家，在联合国大会发起支持埃及的决议。”

    “就算被安理会否决，也能制造巨大舆论压力。”

    “美国态度呢？”

    吴文渊分析，“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有分歧，军方和亲英派主张强硬，但财政部和石油利益集团希望打破英法垄断，我们正在接触后者。”

    马利克笑了：“你们总是能找到利益缝隙。”

    “务实而已。”吴文渊收起文件，“最后一点：如果英国真动武，你们能否在地中海展示存在？”

    “比如，派一支舰队访问叙利亚拉塔基亚港？”

    马利克沉默片刻：“我需要请示莫斯科。但可能性很大。”

    同日晚，开罗郊外，九黎援埃工程指挥部。

    三百名工程师和技术员正在做最后准备。

    总工程师赵建国指着运河立体模型：“接管分三步。第一步，国有化宣布后一小时内，我们的埃及籍技术员进入各船闸、信号站、调度中心，接替可能罢工的欧洲职员。”

    “第二步，如果英军破坏关键设备，比如船闸电机、抽水站，我们储备的备件和应急发电设备立即启用。”

    “第三步，最坏情况：运河被完全封锁。我们已测绘出三条应急航道方案，用疏浚船在浅水区开辟临时通道，至少保证油轮和小型货船通行。”

    “英国技术员会合作吗？”有人问。

    “大概率不会。”赵建国说，“但我们这八个月培训的埃及学员已经能独立操作。而且……”

    他打开保险柜，取出几本厚厚的笔记：“这是运河公司前总工程师杜邦的私人工作日志——他三个月前‘意外’溺水身亡，家属出售遗物时，被我们的人买下。”

    “里面记录了所有应急维修方法和隐藏的设备备用接口。”

    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惊叹。

    7月26日，亚历山大港，曼西亚广场。

    下午四时，烈日当空。

    十万人挤在广场和周边街道，旗帜如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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